江西九江，是江南的一座美城，是那样奇特美丽的一座城市。她的魅力，真的很难言表。或许，是我真正地深爱这片土地，才会如此难以言表。或许，人们仅仅知道这座城市的自然风光：它背靠长江，面对庐山，有三国时期的周瑜点将台，有著名的白鹿洞书院……，山水环绕，日照香炉，却不很了解她内蕴中的温柔、圆润与精明。或许，人们仅仅能够感觉到她温润清新的空气，还有当地方言中的那种婉约与柔情，却不能体会我们这种踏踏实实在这片土地上生长过来的人，能够从它那无比柔和圆润的方言中，从当地老百姓的为人处世中，触摸到它的精明韵致，品尝到它的玲珑剔透。经常听人们说：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十个湖北佬，抵不上一个九江佬。
我离开这座城市有三十多年了，但依然会用地道娴熟的九江话与老家同学聊天。有一年，我重上庐山的时候，自然地说出了一口流利的九江话，一百八十元的门票就免了。
温暖，婉约，却非常豁达；甜润，自在，却是那样的精明。
九江人，活得圆融无碍、小家碧玉、玲珑剔透，却从来不失豪迈睿智的大家风范。此外，要注意的是，这儿的人是非常能吃辣椒的。
对于我，在这个充满魅力的城市，在九江三中，打开了文化的启蒙，触摸了人文的修炼，开启了生命价值的探索。我们一群嬉戏玩耍的中学伙伴，曾经下乡劳动或进入工厂当工人，有些还去参军了。自恢复高考之后，我们几个，比如谢晓青、余跃红、王传跃、于天、蔡涛、熊小玲、董晓华、滕建路、徐伟等，抓住机缘的同学，一路拼杀，几度风雨，不同程度地完成了专科、大学、硕士、博士学业，多少还算成就一番事业。即使由于特殊原因，没有赶上高考的同学，他们在自己的工作岗位，奋发图强，努力拼搏，有很多人都取得了可喜的成就。每当我们静下心来，难以忘怀的，还是当年的三中，还是当年那些滋养我们心灵的老师。我们感恩，感恩三中，感恩三中的老师，感恩老师给予我们的那些孜孜不倦的教诲，感恩那些蒙头蒙脑的训斥与棒喝，感恩当年那些顽皮的同学……
一、美好的文化启蒙
我们这代人，1966年开始上小学，正好开始了文化大革命。文革初期，学校几乎完全停课了。记得我第一次背着书包去学堂，我们连书本都没有领到，就背着空空的书包跑回家了……整个小学阶段，我们几乎没有上过课。
我是1972年从九江港务局子弟小学，升迁到九江三中的。这两个学校都离我们住的军队大院一墙之隔。在九江三中，我扎扎实实地度过了中学时代，是我一生中，文化素质启蒙的重要阶段。
入学
我们入学的时候，也同现在一样，要参加入学考试。记得我当时的数学只考了9分，语文考了17分。当时，我连汉字拼音和标点符号都不会。整个考试下来，总分26分，是全班最低的，大概也是全年级倒数的几名。记忆中，略比我好一点点的，是谢功恒，他总分大概是29分。当时，接手我们的班主任是冯玉琳老师，她是教数学的老师。记得当年的冯玉琳老师，是个大美女，气质高雅，不多说话，却总是在一种独特的温柔中显露出慈悲的威严。她有一种特殊的魅力，我们都特别敬畏她。其实，她讲解数学题解的时候，会不经意流露出一种内心对数学的热爱来，她能让人不知觉中感受推理思维过程中的那种流畅和巧妙。当她了解到我父母长期没有在身边，属于长期散养贪玩的孩子的时候，就显露出了无比惋惜和十分同情的感情。她与我商量，决定每天下午给我补习20分钟的数学基础课程。大概是被冯老师的慈悲情感打动了，我每天下午准时去冯老师办公室，完成她布置的作业。很快，我不仅跟上了全班的学习进度，而且经常成为全班小测验的前三名。
冯玉琳老师知道我没有找到学习语文和英语的兴趣，就给我透露了一个小秘密：上午上课前，让我提前悄悄地到教师的办公室门前，听听小陈老师读外语的“美感”。果然，我去偷听了几次，几乎每次都呆在门口：小陈老师的英文诵读是那样的流畅和美妙！虽然我们那个年代没有好好学习外语，可是我后来进入大学以后，几乎所有学过的课文我都背诵下来，主要的支撑力量就是来自脑子里面时常浮现小陈老师诵读外语的那种美妙境况，是这种美妙感受让我产生了学习外语的强大动力。
很多年过去了，三中的入学，给我的记忆还是那么清晰。一个慈悲善良而又美丽的老师，开启了我对学业的追求。其实，这是我人生中最关键的文化的启蒙，那样美好。
大约是我们读到初中二年级上半年的时候，据说冯老师被调回南昌铁路学校去了，因为她家在南昌。听到冯老师要调走的消息，我始终不相信冯老师会丢下我不管，等到她真的离开学校以后，我才相信了这个事实。我私下大哭了一场，心里面无比想念她，真的好舍不得啊。
三十多年过去了，每次回到九江，我都会尽可能打听冯玉琳老师的消息，总想让她看看，她当年疼爱并用一个母亲般慈悲的心灵挽救的那个顽皮的孩子，现在是不是还像个人的样子……
入队
可能是我在学习上的急追直上，冯玉琳老师在全班里仅仅推荐了我、熊晓玲和谢小青等几位同学，作为首批进入校宣传队的成员。在冯老师看来，只有学习好的同学，才便于去发展文艺特长。当然，出乎冯老师的意料的是，当时学校的宣传队正在起步阶段，范俭文老师抓的非常紧，几乎每天下午都要严格训练，早上还要提前两个小时到学校进行训练。当时，冯玉琳老师有些拿不准，就来找我商量，如果我觉得“吃力”的话，她就打算把我撤回来。说来也真是奇怪，尽管范老师管得我们十分严厉，人人都觉得“苦不堪言”，可我还是自觉地坚持了下来，每天早上五点就往学校跑，经常很晚才回家。尤其是冬天，南方没有暖气，我们清早练习小提琴的时候，手都冻得发紫，长冻疮，满手都是鼓包，时常还有冻裂的地方会流血，但依然还是坚持下来，没有打退堂鼓。
不仅如此，后来范老师发动了学校领导的支持，让我们全体宣传队队员住校，每天早上四点就的起来“练功”，晚上依然是在严格监管下，练完功才能睡觉的。也不知道范老师从哪里调动出来的魔力，三中宣传队的队员，全都乖乖地听从指挥，艰难刻苦地训练。正是这种十分严谨又不畏艰难的精神，使得三中宣传队的整体水平，名列全市第一。我们排演了很多比较有难度的大型剧目，包括“红色娘子军”、“长征组歌”这样的大型歌舞剧。
大家一定会好奇，是什么力量支撑我们的呢？
美好，对美好的追求。
我想，这是文化启蒙最重要的环节。
可以说，进入三中的宣传队，是我文化启蒙的进一步升华，十分难得的机缘。
因为，三中宣传队有一个灵魂人物，他就是范俭文老师。范老师是属于文体全能那种类型的，后来我们发现他会拉手风琴，会作曲，会写总谱，会指挥，会指导编舞等等。在我们看来，范老师似乎是个神，他什么都会。最要命的，是他实在太严格了。我问了很多队友，大家毕业以后很多年，还非常怕范老师，几乎一直不敢去拜访他。我也属于非常怕的，毕业快四十年了，就是一次也不敢再去看他，但是，他那治学的严谨作风，那种无畏拼搏的精神，给我们每个人都留下了宝贵的财富。在这里，我不得不表达我对范老师霹雳手段的无比感恩……
我们中学时代的那种“宣传队”，整个编制相当于一个歌舞剧团，相当庞大，吹拉弹唱演舞，都要俱备。在这样地集体当中训练，高低年级混编在一起，一般来说，老师会选高年级的同学担当不同“专业组”的领队。专业组领队队长，往往在某个专业方向上是相对权威一些的。我刚进宣传队时，开始是在舞蹈组的，可能与我有一定“武功”基础有关。后来，我自己要求，进入了乐队组学习小提琴。至今，我也不是很明白，当时我为什么会要求进入乐队组的，可能是两腿太粗，显然仅仅是武功基础，并没有舞蹈基础。我后来推荐了于天进入乐队学习二胡，几个月之后，他要求改学了小提琴。我们乐队组的领队队长，叫“老眯”，因为他说话的时候总是“眯”着双眼，笑眯眯的。但是，与其笑眯眯的特征相反的是，他在带来我们训练的时候，非常严格，脾气很大，经常“训”技术进步慢的学员。
我们当时有一个规矩，每间隔两个月，每个人自己上台去演奏，其他人在台下打分，然后，按照打分高低，排列每个人在乐队的座次。这种打分排座次的方法，给我们留下了很强的精进好学意识与习惯。当然，后来就不怎么使用这个方法了，似乎每个人在总体中的“水平高低关系”，在一段时间之后，就基本固定了。真是非常奇怪。今年，我与中央音乐学院周海宏副院长交流的时候，他也告诉我，很多专业乐团的乐手，其座次关系，是基本稳定的，很少发生大的变化。当然，老是落在最后的几位，一旦有新的高手加入，就有被淘汰的危险。
我后来也担任了乐队的队长，并帮助主管乐队的“袁猫”老师排练训练乐队。我们背后叫他“袁猫”，是因为他深度近视，戴的眼镜镜片非常厚。他在器乐和乐理方面，是非常钻研的。我当乐队队长，帮助抓训练，这需要多少理解一些“指挥”的艺术，对总谱与分谱，节奏把握，情感表达等集成效果等，多少也要有一定的辨识能力。可能我后来的“武断”个性，就是从这里被激发出来的。很多时候，乐队的指挥，是要有一种对全场的绝对控制能力的，甚至，多少有些“霸道”与威严。我姐姐丁武群，也是我们乐队拉大提琴的，她都被我当场“训”哭过。
我经常想，我们当时的这种有组织成体系的严格训练，是当今家长们花很多钱都很难完成的一种特殊文化素质训练，十分难能可贵。
入乡
我们当时的教学体系里面，必须有很多时间来完成“学工、学农、学军”的教学内容。给我印象最深的，其实不是学军，也不是学工，而是学农。这可能因为我们从小在军营长大，并且那个时候，军队大院的孩子都会打枪，从使用气枪开始，逐渐上升到小口径步枪等。每到自家院子里的水果成熟的时候，就会有很多鸟来吃，我们就用气枪训练来当做驱赶的手段。此外，拼刺刀、捕俘拳、队列等，这些基本功夫，我从小也非常熟练。
印象最深的是学农，其实并不是学农的农耕本身。因为我们军队大院的孩子，几乎每家都有自己的菜园子，每家都养了很多的鸡、鸭、鹅，还有鸽子什么的。学农最好玩的地方，在于所有的同学都住在一起，吃在一起，白天一起劳动。对于我，最大的收获，不仅是觉得特别好玩，而是我每天晚上负责给大家讲故事。有一次我们到农村学农，一住就是两个多月，我每天晚上给大家讲故事，一口气给大家讲完了凡尔纳的《神秘岛》上中下三册。有些同学晚上听着听着就提前睡着了，第二天劳动的时候，就要求我适当补充一下。
可能是在中学时期，就经常学农，后来中学毕业了，要下乡务农了，心理面一点都没有恐惧或不安，反而觉得非常自然。因为，在农村劳动的时候，真的给人非常宽松自然的感觉，给人回归自然的感觉。当然，务农的农耕生活，是真的要到大山里面，真的每天与土地、庄家、森林等这些纯天然在一起，并细心体会她们的生态关系，理解她们的生发与收藏。
适当务农，给人美感。
二、可贵的人文修炼
尽管在那个年代，我们书本的学业并不是特别看重，甚至，我们还经历了交白卷是英雄的一种比较“过”的倾向，或误导，但是三中所构造的人文修炼环境，还是非常有特色的。我们当时，在每个年级都设有文体班，把文体专长的学生归拢在一个班级里面。这样，上高中的时候，我也就自然进入了三中的文体班。我们的班主任，是杨春生老师，他是教数学的。
大家可能很难想象，杨春生老师不仅非常幽默，上课时极其风趣，爱开玩笑，最厉害的，还是他胆子特别大，亲自带领我们爬庐山，带领我们到长江上去游泳。这要放到今天的学堂，恐怕是一件比登天还难的事。
正因为我们是文体班，杨春生老师经常给我们灌输的，是文体技艺的“入列”、“入级”与“入品”概念。这些教学理念，结合文体教育，对于今天的学生，依然是有着十分可贵的借鉴价值。据了解，很多发达国家的教育，就是特别注重孩子们在文体训练中的自性挖掘与潜能开发。
入列
杨春生老师根据每个学生不同的文体特质，启发同学进入不同的行列之中，以发展自己的特长，并从中发掘潜能。事实上，我们班里面，除了文体特长生之外，还有特别爱学习的学生。估计杨老师是花了些心思，才能营造出这样一个极具特色的班级。可以说，鉴别每个学生的根机，找准适合发展的行列，这是“因材施教”的关键，也是难点。很多时候，做家长的都未必了解自己孩子的潜能特质，很难给自己孩子找准行列。很多过于“专家型”的教师，个人知识结构不够宽广，缺乏融会贯通的通识能力，也就很难区分孩子的特质，总是从局部或单科来衡量每一个人的能力，无法正确地完成根据不同特质发展方向的“鼓励”与“支持”。
这一点，杨春生老师当之无愧。
事实上，杨春生老师与学生的关系非常亲密，他总是邀请学生上他家玩。正好，那时他家就在学校门口，大家进出学校都要经过他家门口，也就成为了一种习惯。我时常想，现在的班主任老师们，恐怕很难与自己的学生如此亲密地打成一片。而倘若不能亲密接触，怎样全面正确地判识一个学生的特质呢。即使有所判识，又怎样有效地了解可以利用的各种教学资源，并恰当地把学生整合进去呢？
作为一个班主任，不是盲目提倡学业或单科上的“竞争”，而是更加平和地看待每个学生的特质，引导进入不同的行列，并保持对各种行业技能学识的共同尊重，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一种“导师品质”。在我们班，连会写歪诗的王传跃，同样会在适当场合得到大家的欣赏，这在当时，是非常难得的一种平等。
入级
所有的学生，不管进入那个行列，其实都有一个好强争胜的心。问题在于如何帮助学生，既不失争强好胜的勇猛精神，又能够在暂时的低落时不放弃不气馁；既能够勇于成功，敢于第一，又能够保持谦虚谨慎的做人心态。
每个班级里面，学生之间，都有一面镜子，时间长了，人人都能看清楚自己所在的位置。每当我们选择了方向，就需要有足够的耐心与意志，在充分理解“层级标准”的前提下，一步一步踏踏实实地去完成自己的攀登。这，就是人生最可贵的人文修炼与素质。
当时的三中，是真正具有“德、智、体”全面发展导向的中学。其最让我难以忘怀的是，学校要求我们每个人，都必须从“体育”中发展德性。为此，学校设立了常年的长跑计划，要求每个人都尽可能长期坚持完成平均每天3000米的长跑计划。这个距离，当时几乎正好就是围绕甘棠湖跑一圈。我们每天早上或下午，都会去自觉完成。学校还设立了各种其他体育培养计划，包括单杠、双杠、吊环、垫上运动、投掷、田径等。我上大学的时候，同时是学校的体操队成员和田径队（投掷）成员，就是源自我中学的这些功底。
我刚入初一的时候，瘦弱矮小，经常被同学在一握手的瞬间，反腕而扭背，低头红脸，就是抬不起头来。可经过一年左右坚持各项运动锻炼，到了初二，我就成为全班扳手腕第一了，比我个子大很多的同学，我都可以在握手的瞬间，反腕而扭背，让对方低头弯腰并服输。
我时常想，从体能当中来发展中学生的德性，适合这个年龄段长身体的特殊性，而持之以恒、坚忍不拔、用于拼搏，正好就是在“体育”中发展德性的一种良好手段。品德教育，其实可以，也应该，与具体的学业（如应试的智育教育）或某些特长（如体育训练）结合起来，不能是在哪里空谈大道理。
入品
我们那个时候，经常会请师范学院的实习老师来代课，这些实习老师往往跟我们年级相差不太大，更容易玩到一起。也可能是当时有一定条件，我们毕竟时常能够与一些军事将领接触，经常听他们讲述一些过去打仗、长征的故事。我们还观看过对一些重大罪犯的判决，惊心动魄。更有意识的是，我们经历了完整的文化大革命，经历了粉碎“四人帮”。总之，我们逐渐了解到一个简单事实：如果不干净，如果私心重、野心大，尽管你级别非常高，都可能会栽跟头！
杨春生老师经常告诫我们：干干净净做人，是入品的基本条件。
干净，并在此前提下逐渐走向美好，才是有品位的人生。
高中毕业后，我们下乡插队劳动，包括学会种茶、采茶、做茶，后来也逐渐学习品茶。其实，品茶的先觉条件之一，就是“干净”，不论是水还是茶；达到纯净，就是极品。
三、高尚的价值导向
每个人的一生，都是学习的一生。有些人，是“事事洞明皆学问”地去学习；有些人，是遇到困难甚至磨难，从各种失意或失败中学习；有些人，是不断有明师提点着学习；还有些人，是不经意地在生活的各种成败得失中不断总结经验而学习……
总之，每个人的学习方式方法和特殊机缘，是完全不同的。
高中时代，正是发育的活跃时期，同学之间难免产生美好的向往与追求，也难免出现各种挫折、失望或失败。有些同学，或许进入恋爱关系；有些同学，或许进入郁闷甚至抑郁。这是青春少年时期比较容易出现的两个极端。
当时的三中，当然与社会上总体要求是一致的，绝对禁止学生谈恋爱。
不过，我记得杨春生老师，时常半开玩笑地对我们大家说：
学习要入脑；美好要入心；挫折要入性。
入脑
所谓学习入脑，就是指学会集中注意力，积极开动大脑思考问题。尽管当时我们的各项学业都不是象现在这样要“应试”，杨老师在讲解数学题解的时候，总是不局限一种解法，他几乎每次都要激发学生自己去找到自己的求解方法。这样，有时教学进度看上去会“慢”一些，但杨老师更看重学生的大脑“动起来”。如果学生的大脑没有真正“动起来”，他情愿不往下进行。
由于每个班级里面的学生，学习领悟能力和学习水平还是有很大差距的，课堂上照顾了几个会“动脑子”的学生，势必也会使一些同学跟不上，或也有些同学觉得不解渴。我感觉，当时杨老师并没有强调人人都的“会”，他比较放任我们。当时，我发现杨老师经常会启发每一个同学在自己感兴趣的方面，完成两件事：第一，专注；第二，让大脑动起来。
所以，杨老师是特别会与同学“玩”的老师。即使他本人不会玩的项目，比如打牌什么的，他都时常组织同学自己玩，并强调让大家学会让大脑“动起来”。
入心
追求美好，年轻人就是这样。
然而，杨老师比较强调将这种美好追求暂时“打入心里”：不要着急，只要入心了，将来就有可能走到一起。
没有入心的追求，不论多么花枝招展、招摇过市，都只是昙花一现。
我想，当时老师一定是能够发现很多学生“动心”的那种懵懵懂懂状态，如何正确引导，始终是一件大事。由于我们是文体班，班上的大美女很多，帅哥也很多。记忆中，马晓莉、谢小青等几位，是属于校花级的大美女，能歌善舞，天资聪慧。这样一个班级，蒙心初动，是进入高中的常态。树立正确的价值导向，成为生命成长中的关键一步。
宣传队范老师时常告诫过我，他说：从艺术发展上提升自己，转化自己的艺术情趣与鉴赏水平，才是追求美好的基础功课。如果基础功课不扎实，将来的美好就会不牢靠。
很多年过去了，现在来回味这些教导，真实感受到三中的那种学养和学风。入性
追求、攀登、拼搏，不论是在学业上，还是在艺术上，还是在体育技能上，甚至在追求“美好”的过程中，都难免会遭受挫折、失败，甚至是打击。然而，这些挫折与失败，恰恰是我们“入性”教育的关键点，是人生最难得的生命文化教育。
当年的三中，不仅注重各种竞赛，各种排名，更重视那些遭受落榜学生的“入性”教育，各科老师，尤其是体育队与文艺队的老师，都会非常注重那些在各种排名中落榜的学生心态。这可能是当时学校的一种特殊教学风气，没有人会过多地赞扬成功者，反而会更加激励暂时失利的落伍者；不会看一个学生的一时表现，而是更加总体地评估并帮助学生的成长。
入性教育，对任何人的一生，难得啊。
高尚，往往就是从这些无数的挫折与失败中，坚定起走向光明的信念！
很多年过去了，如今我也开始带很多的学生。我经常会对学生们说：仰天滑到，光明磊落；阴沟翻船，遗臭万年！
九江三中，记忆中是那样的美好。给我们美好的，是那些辛勤耕耘的老师。几十年过去了，时常听到当年这些老师的消息，知道他们还依然健康，还依然活泼，还依然快乐……莫大的安慰，无比的幸福。
我时常想，这些老师，都是我们的贵人，是我们的恩人，是我们的亲人。
我爱三中，爱三中的学风，爱这些培育我们成长的老师，永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