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九江市三中，始建于1956年，建校初期校名为：九江市初级中学。校址在甘棠湖畔，俗称“湖北山”。1957年我考入该校，头几年校内到处有散落的未腐烂完的棺木碎片和白花花的尸骨，山坡剖面清晰可见尚未挖出的层层叠叠的棺木及墓中的石灰壳，可见墓地年代久远。学校大门前是一口大池塘，池中央建有木桥连接马路和校园，这是师生们进出校园的通道。
教室内采用的是苏式连体双座带靠背椅的课桌，桌面为开翻板式。测验和考试采用前苏联5分制评分模式。教师中有留美回来的黄西、印尼归国华侨杜元吉、江西师院毕业的大学生和其他一些别处调来的教师。
今年是母校建校的60周年，半个多纪前的初中岁月，久久萦绕心头……
我们这群唱着“让我们荡起双桨”的孩子跨进了既陌生且有憧憬的中学校园。
教生理卫生的是位年龄大的男教师，有次上课他挂出一幅彩色人体解剖图（男性）进行讲解，但最后讲到敏感部位时，他让大家回去看书。偏偏有位年龄小的女同学学习热情太高，也很执着，一下课便抓着老师不放，指着图上未讲部分问：“这是什么器官？有什么功能？”老师支支吾吾，她就是不依不饶的问，逼急之下涨红了脸的老师对着她大吼一声：“回家问你爸！”弄得女孩一脸茫然，旁边同学哄堂大笑。
有年春天我们去山区支农插秧，那时农村搞不插“五一”秧。春寒料峭，早晨下水田还有霜花，赤脚在水田里冻得够呛，一周劳动下来，大家都很辛苦。有一天，一位平时很积极的女同学据说“生病”没来插秧。我们几个十二、三岁的男生那时根本不懂阴阳，对此很不服气，晚上开生活会时当面发作：“为什么XXX不下田插秧？饭没见她少吃，肯定是装病！”年轻的带队女教师哭笑不得的望着我们直摇头，但又羞于解释，场面十分尴尬，最后一位年龄大一点的女同学说：“你们几个吵什么吵?回家去问自己妈妈，她或告诉你们为什么这位女同学不能下田插秧！”，这才使我们觉得的有点不对劲，没有继续闹下去。
有次端午节课间休息时，不记得为何事我与班上一男生发生争吵，少年气盛的我俩彼此大打出手，扭成一团，正好被学校专职团委书记碰见，主管劳动事务的他责令我们俩不准上课，去学校门口抬砖到校内基建工地。当别的同学在上课时，我俩却吃力地抬着几十块砖头向坡上踽行，半路休息时，相对苦笑。
学校上体育课时，曾请体委一位广东籍教练用舢板教学生划船，那时渔业队的渔船就停放在岸边，学会了划船的我们经常偷偷将渔船划走。有次正划到湖中间被渔民发现，七八个人在岸边追赶，我们一见大事不妙，便假装向岸边靠拢，趁他们放松警惕之际，突然调转船头向湖汊对岸居民区拼命划去，侥幸逃脱被抓住的难堪。
那时，甘棠湖水十分清澈干净，同学们经常结伴下湖游泳。有次刮大风，湖面上波伏浪涌，我们几个男生下午逃课去湖里划水，谁知道被警察发现带走并打电话到学校，弄得班主任来派出所领人，回到学校后年龄最大的一位受到警告处分，我们全体则集体被通报批评。现在想起来，当年警察和学校对学生校外安全是十分关注和重视的，真应该好好谢谢他们。
应该说少年的童趣才是最值得感动的一种纯洁品质。尽管幼稚和天真，淘气和笨拙，却凝聚了我们成长初期许许多多可爱的闪光点。
二
学校对学习抓的很紧，教师们也都会全身心投入教学之中。每天功课排得很满，隔三差五就小测验，使用全校统一的便笺，经常是头天上课的内容，第二天就得背诵、默写、做题目、课堂提问。至今还记得，教语文的社元吉老师声情并茂的给我们讲《儒林外史》中《范进中举》一课时的精彩场景，教几何的金老师讲的武穴口音似乎还在耳边回响，讲授自然地理的黄西老师像讲故事一样向我们描述世界各地的自然风貌、风土人情，不修边幅的李老师边弹钢琴边把发音的方法一遍遍不厌其烦地告诉我们这些其中不乏五音不全的小家伙，头发油光发亮梳理齐整注重仪表的洪祥凤老师一笔一划地教大家绘画的原则，代数老师徐月华慈母般的关爱学生……
我们的初中时代也是学校把“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精神贯彻的特别扎实的三年。
每年春季下乡插秧，秋天则到农村割草、割谷、摘棉花……
学校有自己的砖窑，当年校园后面就是八里湖滩，从挖泥巴到烧成砖头的每道工序都是凝集着师生们汗水。学校基建中平整土地，挖山填凹以及后来开办的水泥厂、肥料厂、养鸡场……，所有劳力资源都是学校的老师和学生，学校还承担一些大型社会性劳动，如修建从甘棠公园到十里铺的大马路，1959年春节正月初五开赴沙河参加建筑“沙成铁路”，元宵节晚上在工地挑灯大会战……
所有这些劳动都得占用大量教学时间，因而频繁的缺课几天、十天半个月，大家也就习以为常。从好的方面讲，我们这些少男少女懂得了物质财富获得需要付出艰苦的劳动，也培养了我们吃苦耐劳的精神，锻炼了体魄。
当年录取三中的学生通知说上都有一条：每人准备蒸饭热菜的饭盒一个。食堂就在校内山坳中的“风雨球场”内。中午一下课，大家蜂拥而下直奔食堂，此时木制四方桌面大小的蒸笼内的饭菜已蒸好抬了出来，个人取走自己的便可，大家回到教室三人一伙、五人一团共同享用中餐。学校食堂也包伙食，早期每人每月仅6元伙食费负责早中晚三餐，月底伙食“尾子”用来加餐。后来学校后面不远处有家民办食堂，中餐有米汤供应，到1959年底，那些米汤对我们填饱肚子很重要，所以一下课必须冲锋在前才有可能获得一勺米汤的待遇。
三
进入初中没几个月反右派运动开始，我们懵然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出于好奇有时会趴在会议室窗台上朝内偷窥，只见平日里温文尔雅的老师们一反常态对被打成右派的一些同事或慷慨激情的进行揭发、批判、或发出“XXX不交代就叫他灭亡！”之类的吼叫。印象最深的是：龚老师被打成右派受到批判、斗争，而作为她丈夫的金老师也不得不做出在众目睽睽之下对其爱妻的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进行揭发批判，这对金老师夫妇真是一种精神上的折磨，也是那个年代人性的悲剧。
1958年大炼钢铁之风刮遍全国，教书育人的校园也不例外，全部停课炼钢铁。学校首先动员师生献废旧钢铁并规定指标。当年我实在找不到废钢铁可交，无奈之下将家中一口烧水用的生铁锅拿去交差，很快锅被砸成碎片和矿石一道放进班上自制土炼钢炉进行冶炼，老师和我们眼睛都熬红了，木炭也不知道烧掉了多少，结果炼出了一堆含有大量杂质的“铁疙瘩”。
连续每天十几个小时的炼钢铁劳动使年纪太小的我们困顿不已，有一天我和两位男同学在半夜加班时又困又累，忍不住倒在一边睡着了，昏昏然中突然被人摇醒，睁眼一看竟然是学校党总书记唐文魁，吓得我赶紧爬起来准备接受一顿训斥。唐书记只轻轻地讲了一句：“你们跟我来”然后将我们带到他房间指着有棉被的床铺对我们说：“你们挤挤睡吧！”然后掩门而去。唐文魁书记当年对学生们心底下的温情，至今仍然滋润着我们的心田！
1958年各地浮夸风甚行，粮食亩产几万斤，十几万斤的“卫星”屡见报端，这种风气也波及到校园。有次学校运动大会上，各学科各班级上台表态“放卫星”的决心，印象特别深的两件事：每个班级都决心破体育世界纪录一个、全国纪录若干，并且全校实现劳卫制达标“一片红”；生物老师在台上的“豪言壮语”是：“培养母鸡每天下三个蛋！”当然，最后母鸡也只能一天下一个蛋、什么体育记录也破不了，连劳卫制也是在老师、同学通力“合作”下“短斤少两”才实现全员达标。这些事现在看起来荒唐可笑，当年我们可有点迷茫不解。
半个世纪过去了，迎来了母校诞辰60周年的日子，对初中岁月的悠悠想念和回忆，比平日更加强烈，带着昔日的感情色彩，当年老师们的身影若隐若显，想紧紧地拉住却稍纵即逝，尽管如此，这三年的初中生活总归是实在而多彩多姿的。
母校三中，老校友们永远关爱你。
